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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奠基工程 王好为

 

                                                              人生的奠基工程

                                                         ——记八一小学的生活

                                                           52年小学毕业生  王好为

       1950年春,我转入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四年级二班。学校在北京西单李阁老胡同。同学们大多是解放区来的军队子弟、干部子弟,我自幼跟父母生活在蒋管区,从未住过校,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

       学校有自编的歌曲 《爱护公物歌》 、《遵守纪律歌》……词曲作者是我们的音乐老师麻嘉卉。歌曲配合着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寓教于乐。这些歌比国歌唱的几率还高,每日三餐开饭前,全校学生分班分桌排在地下室饭厅门前,由各班文娱干事轮流指挥全体唱,一首歌唱一周,下周再换。  “在教室内不吵闹,在走廊里也不乱跑……”由于这样的强化记忆,至今,词曲仍能烂熟于心。歌毕,按顺序进入饭厅,在门口伸手接受轮流值日的各班生活干事检查,手脏者不得入内,饭前一定要洗手。在歌咏和检查的时刻,每桌的值日生已打好饭菜,每人一份分好,8个人一桌。吃饭时不准随便讲话,更不准浪费粮食。剩下的饭菜倒进泔水桶,炊事班喂猪。个别同学把吃剩的馒头扔掉,边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进行了严肃批评,还引用了“锄禾日当午”的诗句。有件事我疑惑至今,我们的食谱安排很怪,早饭吃炒菜、米饭、馒头,中饭倒是喝豆浆,吃点干粮。这是行军打仗留下的习惯?还是有什么科学依据?不得而知。晚饭若是吃炸酱面、打卤面,晚上锅炉房就不烧开水了,每个宿舍的值日生提着铁壶到伙房打面汤喝,不能浪费。面汤不像开水,我习惯就着点什么,于是同日我到西单买点榨菜,躺在床上就着面汤吃。

       夏天,学校有了制冰棍机,边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  “我们这是提前进入社会主义。”午睡起床后,每个学生领两根水果冰棍,很硬,边吃边走到教室。下午第一节课往往晚几分钟。老师站在讲台上不说话,望着大家,等学生们吃完冰棍才开始讲课。一至六年级各班都在一个楼,楼上楼下八间教室,都是在上课铃响几分钟后才开始传出老师讲课的声音。

       周六下午全校洗澡后,炊事班叔叔吹哨,全校同学自愿参加包包子。起初,我和贪玩的同学躲到一边疯玩,不去。后来才想看看热闹。伙房门外,一个个大笼屉摆满一地,一盆盆和好的馅儿放在上面,有的同学擀皮,运皮,大多数人蹲在笼屉前包,有说有笑。我学会了擀皮,动作规范,右手擀,左手转着皮,擀的皮中间稍厚,四边薄,以免蒸熟馅儿脱底。也会包了,褶儿捏得匀,中间没有面疙瘩,也没有破洞,馅儿也揣得大。自己动手包的包子吃起来格外香。

       四年级时,衣服由洗衣房洗,拆洗被子也由负责生活的阿姨管。每件衣裤上自己都用线缝上名字。手拙,缝得比写的字还难看。我名字中的为字繁体笔画多,缝起来很费事,也缝得大。五年级后,衣服自己洗,被子也自己拆洗。班上有年纪大些的女同学,会做针线活儿,教我怎样缝得被里被面露的针脚都很小,把线藏到棉絮中,既好看又拉得紧。还学会了自己补袜子。那时棉线袜子质量差,穿几天就破了,我又爱踢毽、跳房子,更费。每个宿舍都有木头袜子板、各色布头、针线。能干的大同学把新袜子就从袜底纵剖开,翻上来,上整袜底,袜底也是自己用几层布纳成的,针脚很匀,有的还纳出花纹。我只会最简单的补法,由于懒,补得不及时,后跟破洞很大,补得高,后鞋帮上总露出补丁。我最烦补袜子,没完没了!夏天,我是早早就光着脚,不穿袜子。可脚汗在布鞋底和泥,很滑很黏,我宁愿常用水刷鞋。

       每个宿舍都有大拉门橱,放每人的衣服包。包袱包不下的就压在床头褥子下,这个习惯我一直延续到上大学,床头褥子下总有好多东西。鞋和搪瓷脸盆放在床下,我记得李敏的脸盆里印着黑色的马,她说她父亲喜欢徐悲鸿的马。每天起床,到水房打水洗漱,冬天有大缸热水可用。洗脸时,全校学生分散在院中各处,有蹲有站,景象也很有趣。每个宿舍都有大尿桶,夜里用。早上由两个值日生抬着去倒,很沉,下楼还有些费劲。四年级时,班上大的女同学就来月经了,给她们发卫生纸,一开报纸那样大的豆纸,很硬,灰褐色,要揉软才能用,我有时也帮她们用手揉,揉完抖下许多纸末。

       洗澡,起初是大池子,在里面泡,出来打肥皂,用脸盆接水冲净。一班一班轮流洗。后来,建了新澡堂,安了许多喷头,洗得干净痛快。就是人很多,两三个人一个笼头。我和好友雷蓉蓉有时把水打到宿舍自己洗。

       每到冬天,每人领个粗布褥子皮,到东院大操场的草垛装稻草,装得大半满.回来缝上口,这就是草褥子。铺在棉褥子下面,睡得很暖。那时,屋里生炉子,温度低,有时冻手冻脚。于是学校号召四年级以上的男女学生自己织毛袜子、手套。还鼓励帮低年级同学织。发粗毛线和四根竹针。本色的土毛线粗细不匀,穿着很扎,里面要套线袜子。学期结业典礼上给织得多的学生发奖,居然有男同学获奖!我很吃惊,男生也那么巧,那么能干。我仅勉强完成自己的。平针、上下针还好织,脚后跟拐弯的加减针就麻烦了些,好歹也算学会了。

       艰苦奋斗、团结友爱的精神就这样点点滴滴地深入我们的心里。

       学生都是中高级干部子女,不论父母地位高低,学校对大家一视同仁。记得有个高级将领的儿子打架,被严厉处分——开除少先队的队籍。边校长在全校讲话说:“我们学校有毛主席的孩子,有不少开国元勋的孩子。他们没有什么特殊,大家一律平等。古时候还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孩子们,你们要自己上进!努力!”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自强不息。我小时随父母迁徙,频繁转学,功课不好。四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是中上等,五年级后知道用心了,才名列前茅。毕业时被保送到师大女附中。在课堂上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更强调要端正学习目的。学好本领,将来建设袒国,被视为天经地义。斯大林说的,伟大的毅力只为伟大的目的而产生。是我鞭策自己刻苦学习的座右铭。那时一提起祖国,便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幼小的心灵也有着崇高的向往。

       在各科的学习之外,课余生活也有很多乐趣。文娱活动中舞蹈比较突出。有位大连来的周真老师主抓。她编导的《~r疆舞》很好看,服装也华丽,一组人全身白缎子长裙,一组人全身紫锻子长裙,在礼堂灯光并不明亮的小舞台上,远远看去也闪闪发光。李敏等二人跳的个人技术舞,更使人惊叹。李敏在苏联保育院长大,受过苏联舞蹈的熏陶,周老师又精心编导,动作难度大,技术含量高,舞蹈语汇和服装完全是苏联模式。我从小没跳过舞,看到这些心中十分羡慕,后来参加了舞蹈队,学习《骑兵舞》。由于我苦练蹲着两腿向左右画圈手挥马刀前进的动作,居然得到周老师的青睐,于是又吸收我参加练联儿童舞》,穿着一层层的白绸短裙,系发带,舞动手鼓,跑跳穿插,很活泼。有过几次演出。

       由于没有歌喉,很少参与音乐方面的活动。田子和、李俊吉等都有极好的嗓子,是麻嘉卉老师的高足。礼堂有架大的三角钢琴,因为我不是课外音乐组的,仅有资格弹风琴。勉强会右手弹几首小曲,左手做简单的伴奏。偶然到大钢琴上摸过几次,指法当然说不上,只是弹出声而已,但觉得甚是清脆悦耳。当然,不设门槛的自娱自乐的方式还是吹口琴。吹口琴,在同学中风行。石人望牌的口琴,家里就给我买过两个,第二个,琴壳可以褪下,样式新颖,清洗也方便。为练口琴,吹得嘴角磨红磨破也不在乎,还学会用舌头打拍子,自我伴奏。

       电影,有时在操场看。记得有《普通一兵》、《宝石花》、《红领巾》……六年级时周末常和好友雷蓉蓉、叶燕燕去中夹、首都、西单影院看电影,也都是苏联片,《拖拉机手》、 《魔王》、  《他们有祖国》、  《阴谋》……常从上午看起,连看两场。也不回学校吃午饭,到沙利文冷饮店买奶油冰棍吃,我竟有时连吃七根。每次看电影我都兴奋不已,这可能注定若干年后我将从事电影创作。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家长们的工作都很忙,学校规定两周才准回家一次。不回家的周末,可以结伴外出,到西单一带逛逛。每月每人发5000元津贴,相当现在的0.5元。当时父母是供给制,我们的生活也由组织供给。用津贴费在小摊上买点瓜子、铁蚕豆,有时还买芝麻烧饼夹酱肉,觉得特别好吃。大多数同学喜欢打扑克,周六,各宿舍打得热火朝天,直到半夜。很怪,对此我天生毫无兴趣,从不参加,至今连百分都不会打。那于什么呢?跳皮筋、抓羊拐、跳房子,到图书馆借课外书看,  《小北斗村》、《  绿色箭头》、《李有才板话》、  《吕梁英雄传》……是热门读物。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我们和祖国息息相通。课余时,老师还带我们参观西郊新北京的建设、鲁迅故居、通县双桥机耕学校,回来都写了作文,我写得热情洋溢。还请志愿军英雄来做报告。全校还举行了任弼时同志、叶挺等烈士的纪念会。学校还派我和蓉容、燕燕等入参加北京市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暑期军事夏令营。每人带着背包,在水利系教室打地铺。白天进行队列操练,彻夜在住地附近站岗放哨,两个小时换一班,两人一班,每晚更换口令。到了后半夜,人们都睡了,我们能盘查的只有来查哨的老师。我们是八一小学的学生,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军训,郑重而新奇。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清华校园举办的营火晚会。

       我们的生活多彩而充实。那是一个如日方升的时代,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大家由衷地感到生活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自豪,感到继承父兄革命事业的艰巨责任。

       八一小学的老师是可亲可敬的,语文课的秦佐贤老师、自然课的甘锡如老师、地理课的王馥忱老师、政治课的姚树贤老师、体育课的冯树声老师、算术课的李学贤老师、音乐课的麻嘉卉老师……他们对我的谆谆教诲,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各位老师,当年你们给我打分,现在,我在心里给你们打分,满分!

       更使我难忘的是边振瀛校长,他像老妈妈一样呵护着我们。记得刚转学,不回家的周末,常找边校长玩。他住在学校大会议室东头的屋子,一个床,一张桌子,一个小书架,十分简朴。边校长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操着很浓的河北口音,有军人的威严,而对每个学生又那样熟悉、慈爱。我,一个刚刚转来的插班生,竟敢缠着他讲故事。至今还记得他讲曹操的谋士杨修很聪明。曹操在新建的花园门上题一活字,大家不解其意。杨修说,门内添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嫌园门大了。又一次,有人送一盒酥糖,曹操写“一合酥”三字在盒上,杨修见了,马上与众人分食。曹操问,杨修答,盒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嘛!还有大文豪苏东坡和苏小妹互相嘲戏的故事,小妹锛头大,苏东坡说她“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小妹嘲笑苏东坡脸长,说“去年一点相思泪,至今方流到腮边”。这些《兰国演义》、《醒世恒言》上的故事,给我印象深刻。苏东坡是我以后最崇拜的诗人,他的名字是从边校长口中第一次知道的,那时我10岁。

       56年过去了,如今我已进入暮年。八一小学在心智、道德、修养、性格上对我的培育、启迪,使我受用终生。师长们并没有高深的教育理论,他们凭着阶级本能,用朴素、生动、有效的方式铸造着我们的灵魂。我永远珍视那三年的生活,在共和国的黎明,在北京李阁老胡同。

       编者按:很多人都看过《哦,香雪》这部儿童片,大家也都知道王好为导演的这部片予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少年影片最高奖,同时还获得中国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作为“八一”的校友里出现这样的“大姐大”,被誉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也足以让“八一”的老师们欣慰一阵子、学子们兴奋一阵子!可是在电影艺术理论界里出现了“王好为现象”这个概念性新名词,可能就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她的真实含义了。当然,看看王好为的上述文章,也许你会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品格和人文的魅力,仔细地读她,或许对领会那个新名词所代表的新艺术流派的内涵不是于事无补的吧!

                                                                                                                选自 《我心中的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