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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一学校度过的年月 阿木兰姐弟

 

                                                      在八一学校度过的年月

                                                   57届小学毕业生   阿木兰姐弟

       我的童年是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度过的,是在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的过程中度过的。我的父母是蒙古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们和其他无数共产党人一样,把党的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为了多数人的解放,他们驰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流血牺牲。哪一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为了他们心中的崇高理想,他们不能也无暇顾及他们心爱的孩子。

       我和弟弟阿布尔同许多革命志士的孩子一样,生在延安,成长在战火中。我记事后,就一直生活在部队里,在骑兵的马背上。全国解放后,许多妻离子散的家庭得到团圆。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仍然战斗在剿匪的第一线,战斗在刚刚解放的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我仍然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1952年我8岁,弟弟阿布尔7岁,我们被送到了八一学校。

       八一学校,名副其实。这是一所具有极强革命传统的学校,1947午,八一学校成立在战火之中。是为抚育革命后代办的一所学校。社会上有许多人不知道八一学校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颠倒黑白,把一所成立于战争年代的学校,一所为收养那些父母为新中国的建立不能顾及自己孩子而建立的学校,说成是一所贵族学校,说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文革”时我在北京上大学,我和许多人辩论:当我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为革命奋勇征战、为百姓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家庭亲情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无人管吗?革命者为革命已经舍去亲情,难道革命志士的孩子还要流落街头吗?

       就是现在,我也经常对一些无知者去讲述八一学校的历史,因为我爱这个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成长的八一学校。

       八一学校的建立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需要。我们些人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吃、住在学校,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八一学校担当起极大的重任。

       我在校时,这里的学生有烈士子女,有父母因工作无暇照顾的,有我这样父母远在外地征战的,也有外交人员和军事谍报人员的子女,还有日本父母为中国革命牺牲留下的日本孩子,等多种情况。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没有父母在身边时的艰难和失落,也有学校校长、老师、职工们像父母一样照顾我们时的快乐和补偿;有没有父母关照时的孤单,也有学校老师给予我学业上的鼓励和教育中支持时的欢欣。一个人童年的思想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决定幼小的生命要向哪个方向走。八一学校的老师们,那时大多是从部队调来的。他们呕心沥血,为一个个幼小学生的成长奠定了好的基础。所以至今使我们毕业多年仍念念不忘。

       八一学校寓教育于课内和课外。除了日常的正常上课外,经常有一些活动。

       我刚到八一学校时,记得学校要搞一个庆祝会,老师想让我教同学蒙古族舞蹈,刚刚8岁的我,一直跟骑兵部队征战,怎么会跳舞呢?但老师坚持,我虽然一再说不会,可是老师好像认为我是谦虚,非让我教。没有办法,我就把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些舞蹈动作连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民族的舞蹈动作,就教给同学,还真编成了一个舞蹈。我们在八一学校新建的礼堂演幽,演出后,大家都说好。这件事我记忆深刻,多少年都不能忘记。当时老师确实有点强人所难,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这强人所难,使我们去干那些我们自己认为干不了的事情,结果是努力去干,最后也成功了。

       上学前,我在骑兵部队时和战士一起搞过速成识字,到学校后直接上的二年级。可是,我的数学不好,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学过。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是阎凤兰,她对我很关照。我的数学成绩很快赶上去。记得四年级考试结束后,阎老师在班里念取得名次的学生名单,我得了第一名。全班同学给我鼓掌,我却掉了眼泪。就在那次,阎老师用自己微薄的薪金给前三名学生各买了一本书,在我的那本书的扉页,老师写着:奖给蒙古族小姑娘,很多年我都保存着这本很有纪念意义的奖品。

       我参加过学校的许多活动。195310月贺龙元帅带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他回国时,记得那时天气很冷了,在前门火车站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学校挑选几名学生去给慰问团的领导鲜花,我也被选去了。我们几名学生一开始在一个房间里等着,后来到站台上每个人给了一大把鲜花,很大,很漂亮,是真正的鲜花。那个时候的冬天,能有鲜花,可见欢迎仪式的重要。献花前,有人告诉我们,把鲜花献给衣服上有栎牌的人。当贺龙元帅他们刚下火车,我们这些红领巾一下子拥了上去,我不知道我把鲜花献给了谁,反正是又高兴又激动的和很多大人一起走出来了。后来有人说,这次欢迎仪式拍了电影,可惜,我一直没有看过。

       抗美援朝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罗盛教,他的事迹老师给我们讲了又讲,我们特别敬佩他。他从冰窟窿中救起的朝鲜少年崔莹来到八一学校,校长对全校学生报告了这件事,崔莹和大家见了面。之后学校让我们几个学生和他座谈。我记得那次不是在教室里,是在院子里。老师和翻译在旁边,我们都坐在地上,围成一圈。我们早就知道罗盛教烈士的事迹,小孩子们是非常崇拜英雄的。不但崇拜英雄,也非常崇拜被英雄救起的崔莹。我就是怀着这种崇拜的心情去参加座谈的。崔莹给我们讲他是怎么被救起的,他很感谢中国人民。我们和他很融洽地交谈。学校从小对我们的英雄主义教育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我这里还保存着一张照片,是我们去访问高士其先生时留下的。高士其先生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五六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他。他在做科学试验中被病毒感染了小脑,不能再说话,不能再走路,为了科学事业他身体残废了。那次,郭庭舜和张友勤老师带领我们二十多个红领巾到了高士其先生的住处。我们只看到高士其先生的嘴在动,听不清声音,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秘书一句一句翻译他说的话,还在不停地为他擦去嘴角流出的口水。我当时很奇怪秘书怎么能听懂他在讲什么,但更为高士其先生而感动。高士其先生的身体状况如此不好,可他的精神、思想没有琦。他无法去搞科研,就一直写科普读物,用他的头脑和思想为科学的普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不但用科学知识振兴千疮百孔的祖国,也在用他的精神感动着刚解放不久的中国人民,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影响。很多人就在他们的影响下,立志用科学文化报效祖国。

       我记得那时我还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音乐老师是郭育春,还有一个男老师,唱男高音,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后来考了大学走了。合唱队在老师的辛勤辅导下,取得很好的成绩。我们到中央广播电台去录音,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广播电台是大家收听新闻、讲话、歌曲、戏剧、相声等许多文化节目的惟一途径。在那时能到广播电台录音是相当大的荣誉。那次,老师嘱咐我们:千万不能唱错,虽然大家不免有些紧张,由于平时训练严格,大家发挥得很好。我们只唱了两遍就圆满地完成了录音任务。我们的声音统一、清脆,是非常动听的童声合唱。以后在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过我们的童声合唱。能在童年时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成绩,确实难忘。

       学校的各种集体活动,对我们形成集体观念、组织观念有很大的影响。而学校、老师为了集体观念、组织观念的加强,还刻意组织一些活动。

       我记得五六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武峰。他右时候在自由活动时间,让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一吹哨子赶紧起床、穿衣,到指定地点集合,就像部队的紧急集合,训练我们的速度,也训练我们的集体观念和个人意志。因为谁都不愿意因为自己动作慢而影响小组的成绩。星期天,武峰老师有时带我们到颐和园组织军事游戏。游戏时把人分成两拨,从不同的路出发,去寻找老师留下的路标,沿着路标上山,去夺得红旗。哪一队先夺到红旗,那一队就胜利。沿途还不许落下人。上山时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特别是一些崎岖路上,为了有人先爬上去,有人贡献出自己的肩膀让他人踩着上去,先上的再去拉后面的。每个人都奋力攀爬,绝不拉小组的后腿。大家在这样的活动中,增加了胆量,增强了友谊,锻炼了体力,磨练了意志。由于经常去,当时颐和园的山、水、建筑,我们都极其熟悉。那时说的集体观念、组织观念,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团队精神很相仿。

       我们开始到学校时还是供给制,学校给发衣服穿,和部队一样,穿过之后要交回去。我们年纪小,单衣磨损厉害,往往收回去时已经破烂不堪了。但是我记得冬天给我们发一件黄色的棉大衣,只穿几个月,天暖后也要收回,待来年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穿。发大衣时老师告诉我们:  “你们要爱惜衣服,因为以后还有下个年级的同学穿它。”虽然这都是一些小事情,老师也没有讲大道理。但是,我们的思想成长就是在这些一点一滴小事中形成的。老师的话分明是在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多为他人着想”。这正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基础。

       我还记得,有的北京有家的同学,星期天返校时会带些吃的东西,老师要求:“要给大家吃。”一次,金日成给我国领导送来一些苹果,领导们把苹果分到各个学校。八一学校也分了一些。老师在分苹果前给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班土也就一两个苹果,每一个人只吃到薄薄的一小片。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吃到苹果,但是没有人去争,没有人想去多吃一口。在学校和家长的教育和影响下,  “那些东西是自己的”这个私有观念在同学心中很淡漠。

       在我们世界观形成过程之中,这样的教育无疑起到大的作用。

    而学校老师的言行,也为我们树立好的榜样。我记得几任校长,他们走在路上碰到学生都主动和学生打招呼、说话,问些问题,我虽然很小,却从没有感到和师长之间有什么隔阂和距离。那些教过我们的老师,不管是教什么课,都是非常敬业,非常爱护学生。

       五六年级时,我们才十一二岁,男孩子正是淘气的年龄,也不时有男生搞些恶作剧,或者欺负女同学。也有的同学从小没有人管,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师们耐心的教育每一个学生,让他们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班上的刘刚毅同学喜欢画画,老师就鼓励他画,记得来了什么宾客,老师还用他的画做礼物赠送给宾客。班上还有因为战争年代耽误上学年龄偏大的学生,老师也是按照他们的特点去教育他们。

       五六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是武峰老师,武峰老师教我们地理。可他总是从早到晚在班里转,一直到我们晚上熄灯睡觉后,才能回去。早操时,老师又来到班上。每到星期天,武峰老师经常到找们这些家不在北京的同学这里来,陪我们过星期天,使我们感到家的温暖。那时,收入都很低,小孩子又爱吃零食,吃什么都很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武峰老师冬天经常给我们买萝卜吃。又甜又脆的萝卜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这是老师对我们的一片心。

       我们就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师大女附中,以后又考上北京政法大学。我也做了老师,是大学老师。同时我也是律师,在律师制度恢复后就当了律师。我是蒙古族第一个女律师,是在社会里有一定影响的律师。

       所有这些成绩,都和在八一学校打下的基础分不开。当我回忆我在那里度过5年难忘的岁月,我深深感到,八一学校,它是一个整体,她把她全部的爱给予了每一个学生。八一学校,永远在我的记忆里。

  

                                                                                                                                  选自 《我心中的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