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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一学校生活拾零 罗长海

 

                                                               北京八一学校生活拾零

                                                            53届小学毕业生    罗长海

      我的父母早年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长征到达延安,1938年我就出生在这革命圣地——延安。1944年我被送到安寨延安第一保小上学。1946年中央调集延安大批干部支援东北,我父亲奉命带领14位同志及我们家离延安赴东北,途经张家口时,华北军区也急需军需干部,因此将我父亲及随行14位同志一起留下建立军需工厂。

       1947年华北军区军需部把封亚林、杨皖华、张金庆和我等9位小朋友一起送到了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荣臻学校上学。

     (一)艰苦的岁月

       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大反攻的顺利进行,为早日推翻蒋家王朝,使战斗在沙场的指战员安心打仗,华北军区在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了这所军队子弟学校——荣臻小学。

       那时我们的条件十分差,生活非常艰苦。上课没有黑板,把锅底黑配上木胶刷到墙上就是黑板。没有桌椅板凳,在屋子里垒些土墩子,借来老乡的棺材木板放上就成了桌子和凳子。一面当课桌,翻过来是餐桌。

      我们上课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本子,中年级同学用石板,我们一二年级的用沙盘,就是浅木盒子放些沙子用木棍写字,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我们在沙盘上画。

      在生活上,我们的饭菜也很简单,主食以玉米面和小米为主,偶尔可以吃上一顿馒头。菜就是白菜、土豆、萝卜及野菜,基本上是盐水煮菜,逢年过节可以见到一点油腥。吃饭是8个人一组,由组长用瓦盆打回来分给每个人,每次分光菜总有一点剩菜汤,就是这点剩菜汤也要轮流由每个人去分享,把饭倒在盆里擦净。

        在学校,学生的家长都是供给制,学生更没有钱,有时看到卖糖豆的小商贩,我们也只能是看看,是不敢想“吃”的。有一次学校吃玉米面包豌豆的窝头包子,林萌同学和我把皮吃掉,把豆用水洗洗装在口袋里当糖豆吃。

        为了说明我们的艰苦,我讲一个为了一碗大米饭被戴上“调皮生”条子的故事。

        1948年的38日,这是我一个难忘的日子。也许是许多在易家庄与我同级和高年级同学都记得的日子。

这一天是三八妇女节,女同学都换上了干净的新装来庆贺自己的节日。晚饭,女同学四个菜一个汤,大米饭。男同学呢,仍然是盐水煮萝卜条,有一点改善,那就是与女同学同享这从未吃过的大米饭,所以男同学也就不管什么菜的好坏,尽往肚子吃,结果饭不够吃了,许多大的男同学就喊着:  “山药蛋那个大呀!油麦面那个香啊!不饱那个饿呀!……”满餐棚都成了喊声。我呢,也没吃饱,我人又比较愣,跑到外面我就找邱管理员要饭吃,邱管理员说:“没饭啦。”我说:  “那把锅巴给我们吃。”管理员说:  “锅巴还要喂猪。”我一听气上心头,跳起来打了邱管理员一个耳光。邱管理员说:  “这个学生打人,我找校长去。”有人跑去找边校长,边校长刚调来不了解情况,就说:  “把他关起来。”又嘱咐:“不要把他胳膊腿弄坏了。”过后,在袁老师的鼓动下,给我戴了个“调皮生”的白条。从而引起了全校的风波。

       这里我要说明什么呢?不是说明给我戴“调皮生”白布条而是说明我们那时艰苦得连大米饭都吃不上,偶尔一次还引超了风波。

       在易家庄近百名学生只有3个炊事员,他们太辛苦了,所以学校规定炊事员星期天休息,饭由高年级年龄大的女同学轮流做。我们烧饭用的柴则由高年级年纪大的男同学上山砍灌木枝子。有一次军区司令部给了些劈柴,叫学校派人去取,学校就派高年级14岁以上的男同学去背,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尤其在劳动上从不示弱,那时我只有9岁,虽然没有我,我还是硬头皮跟去了。到了司令部,我一看这么多的柴呀,一下就背了五大节子,在回校的路上,毕竟我人小力单,背着、背着,大哥哥们看我背不动了,给我取走一根,一会儿又取走一根,最后我背上还剩下一根。我还掉队走在最后,天黑了,只有我一个人又不认识路,心里有点害怕。后来从地里走出一个老大爷,我问老大爷易家庄在什么地方?老大爷用手指着说:亮灯的那个村子就是。我高兴地跑起来,到了学校把柴放下一看背柴的人正在吃饭,白面菜包子,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三步并做两步,跑进去抓起一个包子就吃,我也确实饿了。(你们知道我吃了几个?这是秘密)饭后吴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歌——我们爱劳动,劳动最光荣。

       那时学校阿姨少,洗衣服是小同学的衣物由阿姨洗,中等学生自己洗小件,大的同学自己洗,那时既没有洗衣粉也没肥皂而是把麦杆烧成灰用水滤一下,叫草木灰水,就是用这个水洗衣服,我们拿着小棒沾草木灰水在石头上洗衣服。

       我们除学习外,每天早上值日生打扫室内卫生,其他同学要扫院子,扫大街,每晚还轮流给所住房房东把水缸挑满水。春季帮助农民往地里送土送粪,夏季帮农民收麦子。到古贤村后冬季取暖,是我们自己把煤渣与泥揉成煤球烧土炉子……

        我们的艰苦劳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誉:聂司令的小兵真棒!

是啊!我们确实是聂司令的小兵,我们既要学习,又要劳动,自力更生,尤其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除学习外还要帮老师阿姨照料小弟弟小妹妹。

       正是由于有了这所子弟的学校才使千百父兄放心征战沙场,取得解放战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及共和国的成立,全校师生员工是不拿枪的无名英雄,他们也应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二)师生情谊深

      我父亲很小就没有了我的祖父,跟母亲靠讨饭打工维持生活,后来跟人家学裁缝,11岁我的祖母又去世,我父亲成了孤儿,14岁参加红军,他头上、身上、腿上十多处留有战斗的伤痕,在1936年东北战役中身负重伤,子弹从小肚子打进从肺部打出,被列为二级残废,迫使他不能重返前线,伤愈后分到军需被服厂工作。我父亲个性内向,不爱多讲话,又没有文化,性格急躁,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我稍一点不对,就是几巴掌,工作一忙更是打的多,这使我的性格变得沉默、孤僻、倔强,以致后来我把这种性格带进了学校…

       (1)我和张老师的师生情谊

       前面说过1948年的三八妇女节,给戴了个“调皮生”的白布条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伤害极大,使我难以忍受,我就破罐子破摔,谁的话也不听。

       在这个问题上,张秀阶老师与袁老师等一些老师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她认为:这件事是偶尔发生的,不是经常有意识的,因此不应当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一个孩子。她还说:这种做法是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和自尊心的,给以后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难。

        所以在310日张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宿舍(这时张老师已不是我的班主任),问我事情的经过和我为什么要打邱管理员。因为我对这事抱着不服气的态度,抵触情绪极大,因此,我一言不发,不管张老师怎么苦口婆心地讲,我就是不开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不说话,张老师有些生气了,说:  “你不开口咱们就在这呆着,咱们谁都不睡觉,你什么时候开口讲话,讲明情况你什么时候回去睡觉。”但是,我还是硬顶着,硬不开口,直到深夜12点多钟,张老师真有点急了又说:  “你再不开口我就用针扎你的嘴。”张老师并没有扎我,而是用手指向我头上一点,发现我发烧,于是赶紧把医生叫来给我看病,当天晚上,我就住在张老师宿舍里,这一夜张老师没合眼,守护着我,一会儿摸摸我的头,一会儿给我喂水,一会儿给吃药,第二天早上她在老乡那给我煮了一碗米汤,才去给同学们上课,在这里我又得到“母爱”,我哭了。

       中午张老师回来.我把为争一口饭,要锅巴吃,邱管理员说锅巴还得喂猪,我不服气,我们还不如猪……的事情经过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说:“你提出饭不够吃是可以理解的,邱管理员那样讲也是不对的。你的错误在哪呢?你不该动手打人,打人更不对,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找老师谈嘛……”一席话讲的我心服口服。从此以后,我就把张老师当作自己的妈妈,每逢我和同学争吵闹事,只要张老师出现我就会乖乖的走开。事后张老师把我叫去问:  “你这次有没有错误?”我就说出我错在什么样地方,事后主动向人家道歉、认错。这已是在北京的事了,在张老师的教导下,我确实变了,我在张老师的面前像一只驯服了的小老虎。

       小学毕业,上中学后,我回到母校去看张老师,张老师一见我就高兴的拉着我的手问我的学习、生活和老师同学们的关系如何,我都一一向她做了汇报,张老师很高兴,她一看我的一只鞋踢坏了,笑着说:  “还是那么邋遢。”说着叫人从库房找来一双新鞋给我换上。晚饭她问我吃什么?说有馒头、米饭,还风趣地说:  “这回米饭可管够。”我说我有中耳炎,不想吃,于是张老师给我下了点挂面打了几个鸡蛋。饭后她把值日的武峰老师叫来说:“交给你了,安徘他休息。”武峰老师把我安排到学生宿舍,晚上10点钟,张老师还像以前一样,到宿舍来给我盖被子放蚊帐。这样的“母爱”我是难以忘怀的,这些就是我和张秀阶老师的师生情谊。

      (2)受人敬爱的边校长

      1946年三八妇女节,给戴“调皮生”白条第三天,张秀阶老师向边校长汇报了对我的谈话,边校长也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他刚调到荣臻小学任职),随即把“白条”给我取掉,在一次端正教学作风的会议上提出:对学生只能教育、引导、说服,不能体罚学生,更不能打骂学生……。据说在那次会上,就我的问题边校长还作了检查。那次会议之后把一个罚黄振乾同学下跪的吴老师调走了。从此以后,边校长对我格外的关心爱护。在古贤村放寒假,我父亲单位派人来接我,我当时正在班上揉煤球,弄的满身都是煤渣子,一个同学来叫我说:  “边校长叫你。”我没洗脸也没洗手就赶到校长那里,边校长一见我这个样子非常生气,派人把袁老师叫去,批评道,你怎么搞的,把孩子弄成这个样子?这样叫孩子回去,我们怎么向家长交待?袁老师把我领回去给我换了衣服才回了家。

到北京后边校长经常向我的班主任郝参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并指导帮助我的方法。

       刚进北京,我这个土包子对矿石收音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可以星期天不起床,叫人给我捎两个馒头就在床上摆弄我的收音机,我的收音机在全校功能是最好的。后来在少先队科普小组,做弹射模型飞机,我对它又发生了兴趣,我不是少先队员不能参加,但是他们每次活动我一定去看,辅导老师为了摆脱我就对我说:  “长海,我给你一套材料和图纸,你自己去照图加工,如果你做成我吸收你参加,如果你弄不成你以后也就不要来了。”我说:  “行。”刘老师拿了一套材料和图纸给我,回去后我自己看着图加工起来,结果呢,我的飞机飞行时间在全校第一名(25秒),到北京少年宫全市比赛第二名,虽然这样,但他们还不能收我,因为我不是少先队员,这事叫边校长知道了,边校长说:  “人家给你们把名次争回来了,你们不叫他做正式科普组员,是不是可以做个列席呀!”这样我成了科普小组列席组员,后来在物理组我还装了发电机、电动机、膜片有线电话等。

        边校长为了进一步对我进行教育,在一次教学会议上,就我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由于父母工作忙没时间教育孩子,使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家庭的关爱和教育,虽然罗长海个性强,贪玩,但是本质好,爱劳动,天资可以,是可以教育转化为好的学生。”于是学校开展了教育我的运动,谁教育好我谁受奖,同时还编写我情况的专门材料作为介绍,后来在老师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确实好了,到海淀后,为了巩固成绩,张主任叫给我找个同学和我结对子。程志刚老师和武峰老师找了少先队大队长、我们的班长李印才与我交朋友结对子。以后我俩真成了好朋友,形影不离。

      小学毕业,当时八一学校还没有中学部,我们年级的43位同学被送到北京第47中学,这所学校在离北京四十多里的北安河村,也是一所住宿学校。是边校长和刘校长亲自把找们送去的,把我们每个同学的情况逐一向47中的校领导做了介绍和交待。尤其把我的情况重点向47中的校领导做了介绍:  “这个孩子在战争年代父母工作都很忙,没有跟随家庭缺少家庭的温暖和教育,他的个性强,脾气不好,希望学校费心多加强教育和帮助。”还说“这个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差,希望学校能把家长寄来的学费管起来,需要买的东西由老师给他买,不需买的东西他要也不给。”从此以后我家里寄来的学费都由我中学的班主任保管着,给我交伙食费、买书本、衣物等。

      边校长啊,边校长,你真是受人敬爱的用心良苦的好校长,为了我的成长,你不知操了多少心。

       我在八一学校9年的生活是在革命大家庭的友爱中渡过的,除边校长、刘校长、张秀阶老师外,还有郝参老师,程志刚老师,特别是武峰老师以及学校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对我十分关爱。甚至许多大哥哥大姐姐周士琴、马志强、李印才等都给我的帮助甚大。这是我所不能忘怀的。

      我爱八一学校,我想念八一学校,可是我更爱八一学校师生员工,爱这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至爱。我更想念师生的情和义。

  

                                                                                                    2001.9.2学生长海于西安

                                                                                                                          选自《我心中的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