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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老弟,我好想你啊! 幼马

 

                                                  鹏飞老弟,我好想你啊!

                                                                幼马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荣臻小学或叫华北军区八一小学(现在的八一学校)上的幼儿园,我记得是在李阁老胡同(大概在中南海西门对面),教室是平房,当时的玻璃都用纸条贴成米字,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玻璃乱飞伤人,后来搬到海淀古迹似的房子,再以后就建成了苏联式的大教室和楼房的宿舍。我清楚记得小学第一课就有四个字:  “人,一个人”,第二节课七个字:  “一个人有两只手”。我还被老师轰出教室罚过站。那时正值抗美援朝,很多同学父母都去朝鲜了,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学生都给援朝子弟送来铅笔和倒了也不会洒出的墨水瓶,当然没我的了。原因很简单我父亲是美国人。我父亲在红军时期就参加了中国革命,比白求恩还早,但这些情况都不考虑在内。

      由于我有些特殊长相,在学校还是被和美帝划在一起,常常傍晚在墙角边被老师叫住,让我把蓝棉帽耳朵放下一半对我说:  “举起手来”!我马上直直高高地举起手做出美国兵标准投降的样子,讨了老师的高兴,也声援了“援朝”。

       由于我散漫成性,这是老师对我的多年评价,所以我到了四年级才加入少年先锋队,和贺龙元帅的独子贺鹏飞一起入队的。第二天晚上我们拜了“把兄弟”,他是弟。

       我母亲讲当年我在延安出生不久,在那黄土高原的土窑洞群中,我是当时公认的白胖美男婴,贺龙夫人薛明阿姨每天都挺着大肚子来观赏我,好为贺司令家添我这样的丁。后来,贺鹏飞比我更胖,但他还是“弟”,他骑自行车还是我教会的!中学我俩学习都不好,暑假一见面就问“开学补考几门”。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我上了电影学院学摄影。

      “文革”开始后,听说八一学校红卫兵很是了不得,到处造反,杀杀打打,我家在康生的打击下,当然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但家里可以活下去,对经济影响不大,能供“黑帮”和他们子女们过日子。

       贺鹏飞先是“革命造反”了一小段时间,后来他父亲处处被迫害,没处躲后就对鹏飞说:  “现在咱家的红旗车号还可以进中南海,你赶快开车送我们去周总理那儿。”周总理还是没顶住,把贺老总交给了林彪。这之后,贺鹏飞被送进了深山工厂改造。

      林彪完蛋以后,贺鹏飞到我家的次数更多。有一次,我给了他一张足球票,座位很好,没想到旁边就坐着红得发紫的毛远新,他身边还有一群穿真假军装体委的“造反派”,毛远新一指贺鹏飞,叫道“贺龙的狗崽子”,贺鹏飞撒腿就跑,离开体育场骑上两用小摩托车,体委人多开的是130车,贺鹏飞钻小胡同逃过一劫。

      邓小平出来了,贺鹏飞经常去和他一起打桥牌,  “四人帮”倒台后他去了部队的装备部当军官了,我们俩来往少了。

      在十几年后,我有一个外地来的朋友,非要叫我开车到王大人胡同,去贺府拜见海军副司令贺鹏飞中将.心里不愿意去但又推托不开,进了客厅我主动地站在最后边的角上,贺司令出来了,又瘦又干巴,胡子也没剃,脸色很坏,他用眼简单地扫了一下来客,到我这儿,他愣住了,大叫一声:  “幼马你装什么蒜?!”他冲到我面前说:

“你们大家一起和幼马到我妈那里去,看她认得出幼马吗?”

       八十多岁的薛明阿姨,盯了我半天说:“幼马呀!幼马,是幼马,你们都出去,就留幼马一人,我有话说。”她对我说:  “孩子们养的狗,差点把我吃了,前腿已搭在我肩上,嘴就对着我的脸呀。”是的,我进门看过他家的狗像小驴那么大,用大铁链子拴着,我说:  “一般没受过特殊训练的战士是打不过这种狗的,它只不过是嗅嗅您的味儿,好和外人分开来,它是友好的。”就在这个月后,吴蔚然院长给我打电话说:  “鹏飞没了,走了。”

      在追悼会上,我趴在薛明阿姨耳边说:  “把我也当您的儿子吧。”我的同班同学有当今的政治局委员、有将军、有部长、有没有进监狱的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多少不在世了。50年过去了,同学们老了,我也当上了爷爷,不过我是不会忘记当年在八一小学所生活的日日夜夜,还有我热爱的老师和惦记的同学们。

                                                                                                    选自《我心中的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