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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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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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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八一” 刘垣生

 

                                                        我心中的“八一”

                                            1962年初中毕业生     刘垣生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人老思旧事,人生经历的许多事情是难以忘怀。在“八一”我度过了十几年,儿时的全部时光是在那里度过的。人们总是把过去读过书的学校称之为“母校”,是因为在那里受到过影响一生的教育。然而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说出“母校”所给予的母亲般的温暖?说说八一吧,算是对我母校的一点回忆。

      “八一学校”是在战争年代诞生的一所特殊学校。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部队干部都在忙于战事,根本无暇顾及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于一九四七年在河北省阜平县开办了这所专门抚养、教育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学校原名“荣臻小学”。当时的学生从刚刚断奶的婴儿到留着小胡子的半大伙儿都有,学校分为“幼稚部”和“小学部”。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进入“八一”的,记忆是从在北京西城区李阁老胡同上幼稚园时开始的。那是一处很大很深的四合院落,很干净,院门口有一棵大槐树,当时的学校和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我们的吃,穿,住及一切所需,都由当时的华北军区安排。那时,孩子们最关心的是部队给幼稚园送物资的大卡车,车就停在门口的那颗大槐树下。每当我们看到大槐树下有大卡车停下,大家就欢呼起来,幼儿园的叔叔阿姨们也高兴地把整箱,整筐的物资搬进幼儿园,除了粮食,蔬菜,罐头,糖果、饼干,水果等日常所需的物资外,每次还送来许多连阿姨们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是战争缴获。记得有一次送来了不少漂亮的小睡袋,我觉得挺新鲜,结果分给了小班。幼稚园分大班,中班和小班。每个年级对孩子年龄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我和哥哥刘春延在一个班。学校搬到了乐家花园后,开始走向正轨,我哥哥和刘兴春,周东燕他们都分到了大班,我留在了中班。幼稚园的老师阿姨都非常好,他们都是从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

       好像是一九五二年前后,学校从李阁老胡同迁至海淀区乐家花园,幼稚部设在乐家花园,小学部设在乐家花园南边新建起来的一片校园里。(也就是现在八一学校的校址),那些现在已被大部分拆除了的校舍,在当时的北京城,是第一流最现代化的学校建设了,据说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教室,宿舍,食堂,大操场,大礼堂,卫生所,洗澡堂俱全。一九五八年,大操场南边建起一栋三层楼,成立了初中部。我是初中部的第一届学生。

       解放后,“八一”学校的隶属关系发生很大变化,从学习用的练习本上我感受了这个变化,最初练习本印的是“华北军区政治部八一小学”,后来改为“北京军区政治部八一小学”,又改为“北京市八一小学”又改为“北京市八一学校”。在“八一”转交地方后的许多年里,来自部队的温暖关怀始终没有中断,同学们依然觉得着,自己是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之中。每个周末,北京军区都要来学校放一次电影,每次都是一部故事片和一部动画片。每逢节假日,战友文工团都要来学校演出。前些年,我碰到北京军区的老歌唱家马玉涛还和她还谈及此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常看到,部队为学校送粮食和蔬菜的大卡车停在食堂门口。

最难忘的老师们

       八一的领导和教职工大都来自部队,都有非常好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他们象父母一样关心,照顾着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可敬的老师们至今难以忘怀。

       边振瀛校长,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副官处长兼管理科长,父母在回忆当年的管理科工作时,经常提及最能干的几个人,其中有荣光(北京市第一任房管局长)和边振瀛校长。或许是因为我出生时是个大胖小子(八斤多)缘故,边校长每次见到我,总爱先操着浓重的,好像是阜平一带的口音叫一声“大垣生”。然后把我抱在怀里。五十年代初,边校长为了给建设学校解决建材,车皮等问题,常来家里找父亲,经常是抱着我和父亲谈工作。好像是小学二三年级时,一天我在“大坑”玩,老远就看到边校长,刘校长他们陪着彭老总从幼稚部那边走了过来。还是一口“大垣生!” 边校长把我抱了起来,对彭老总说:“这是刘显宜的孩子”。那天学校在大礼堂为彭老总演出了节目。

      刘晓春校长和图书馆的任老师是学校里最具文人气质的人,和蔼可亲。他和边校长一样,熟悉学校的每个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小学毕业时刘校长曾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书赠垣生同学自强不息,努力学习’刘晓春”。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张秀阶主任是学校的一位老母亲,呵护着所有的孩子们和这个家,她好像是小脚,天天不辞辛苦的四处巡视,哪坏了,立刻找人修理,看到学生调皮,她的批评总是很严厉。

      武峰老师是地理老师,当过我的班主任,记得在课堂上他讲到蒙古时说:“蒙古是由内蒙古和外蒙古组成,现在外蒙古独立了,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要以为蒙古独立了我们就吃不上牛羊肉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家人,我们这边的羊群跑到那边去了,他们就帮我们赶回来,我们也是一样…...武峰老师是全校最严厉的老师,一次校庆,见到年迈的武峰老师,我对他开玩笑说“武峰老师,我在八一十几年,您总是那么严肃,厉害,好像就从没见您笑过”,武峰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老人开心大笑是那样可爱。

       冯树声老师是体育老师,他是学校人缘最好的老师,总是笑呵呵的,同学们都喜欢他,常到他宿舍去玩,他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他百米冲刺的照片,那是他参加第一届全军运动会时,获得百米冠军的留念,全军运动会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早于第一届全运会)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开幕式上八一小学表演了哑铃操和花朵操,我参加了。一九六二年我初中毕业,离开“八一”前,去看望冯老师,我指着照片问:“您当时的成绩是多少?”“13秒”(到了高中我的百米就已经超过了这个速度)。小学考初中时,同学们都埋头复习功课,我从同学处借了一套《三侠剑》,十三本。在我执迷看时,班主任发现了。“大家都在努力复习功课,准备考初中,你怎么还看课外书?”老师没收了三本,过了几天老师又找到我“还有几本呢?都要交出来,考完试就给你”剩下十本我如数上交,可没几天,在好几位老师的办公桌上,居然都发现了我的书,冯老师宿舍竟有五本,直到初一毕业后老师才把书还给我。

       卫生所的王明主任和毛燕姨,和我父母也很熟悉。二年级时,我头上长了一小块癣,毛燕姨一大早就带着我进城去陆军医院(后来的军区总院),我们去的太早,西直门还没有开城门,毛燕姨带我在城门口吃了早点,六点种城门开了,我们坐上了电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电车,特别开心。

        夏风莲和常文俊老师是我幼稚园的阿姨,她们跟着我们上完一年级后才离开。

        陈广福和唐玉华老师,是一九五九年成立初中部时调来的,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陈广福是我的班主任,唐玉华是俄语老师,她教我们唱的俄语歌曲《斯大林颂》,至今不忘。

        还有马文思老师,马力老师,以及食堂的老王师傅,小张师傅都是八一早期的教职工。

      温暖的大家庭

      可能是受军旅生活特点影响,“八一”所有的教职工都把军队中的战友情转化为了母子情,他们把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当做是自己的孩子,呵护,教育。“八一”成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有几件很小的事情至今难忘。

      1,二三年级时,一位其他班的老师(记不清名字了)见我的衣服破了,把我带到她的教员室,拿出针线帮我补,她一面补,一面耐心的教我,很快我就学会了针线活,从那以后,衣服,袜子和鞋破了,都是我自己补。

      2,一九五八年我家搬到了香山,星期六放学后我一直在玩,还是一位别的班老师“刘垣生,怎么还不回家?你家住哪儿?”“香山”“有车费吗?”我不吭声了,(父母给的几毛钱车费早给我弟弟买刨冰吃了)。老师拿出一块钱“赶紧坐车回家吧,好几十里呢,知道汽车站在哪儿吗?”“知道”。那是搬家后我第一次回家,我没敢花老师的钱(当时老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还是走回了家。

      3,一九五九年自然灾害,那时我哥哥已经离开了八一,去了一零一中学,看着我哥哥饿的浮肿,患了高血压,心里不好受,就经常从食堂里拿一小书包馒头给哥哥送去,一次让食堂的小张师傅看到了,“吃完饭了,你怎么还拿这么多馒头?”“我哥哥饿的浮肿了”,小张师傅认识我哥哥,他叹了一口气,摸了摸我的头,什么也没说。

       4,那时的“八一”都是住校生,有些同学有尿床毛病,每天都是老师们帮他们晾被褥,或是拆洗被褥。

      儿时天堂

      动物园

      为了让孩子们生活的更加愉快。建校时,在幼稚部的西边建起了一个小型动物园,最初只有一只大马猴和一匹骆驼,据说那只威风的大马猴是有军功,转业过来的。没多久,骆驼死了,部队陆续又弄来了几只猴,堆起了猴山。动物最多时除了猴子外,还有四五只鹿,三四只孔雀和几只狐狸。男孩子们天生淘气,都爱去猴山逗猴子玩。大马猴久经沙场,虽说有铁链拴着,依然伤了几个同学。可能是饲养技术出了问题,动物园里的动物陆续死了,只剩下那只大马猴和几只鹿。我最后一次去时,那里已经不再是什么动物园了,那只早已年迈的大马猴依然被铁链子拴着,呆呆的坐在那里,显然它瞎了一只眼睛,据说是被淘气的小孩用弹弓打的。

       大坑

       宿舍楼北边原本有一个长方形的大坑,长大约有一百米,宽五六十米,深约两米多。坑内是学校的菜地。至今我也不明白,这么一个大坑,有什么可玩的,可能是进入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们更喜欢疯玩野跑的缘故。对动物园早已失去了兴趣的男孩子们,一下课,就跑到大坑。上上下下,追逐打闹,我哥哥在大坑摔断了胳膊。在那里我认识了不少蔬菜。

       西墙外

       校园的西墙外原本是一片芦苇荡,有两条小河交汇于此,一条是从玉泉山流过来的,一条是从颐和园流过来的。几个翻墙过去的男同学发现了那片芦苇荡的乐趣,他们带回来不少蒲棒,甚至还有几个小鸟蛋,那时的小学生生活很轻松,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自习。有大把疯玩的时间。班里越来越多的同学一下课就翻到了墙那边。后来,芦苇荡改成了稻田地。夏天,同学们常到小河和稻田地里摸一些小鱼,小虾。冬天,灌满了水的稻田地成了一片片溜冰场。冯树声老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大堆破旧冰鞋,他和同学一起,把冰鞋配对修好。还做了一些冰车。滑冰是项让人上瘾的体育活动,每天下午一下课,冯老师就打开西墙的小门,同学们冲向滑冰场,疯玩起来,小学三年级我就学会了滑冰,班里的同学经常分拨打冰球,有时我们还去昆明湖滑冰,有一次我的冰刀全滑掉了,是穿着皮鞋回学校的。风驰电掣的冰上运动真让人开心。那个年代没有电冰箱,人们通常把冬天的冰块存入冰窖,留夏天用。我们滑冰累了,常去帮助当地人往冰窖里推冰块,赢回来不少表扬。这是一段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光。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摇篮

      “八一”曾是一所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弟学校,校园建设在当时的北京城也是一流的,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人,总是武断的把“八一”称之为“贵族子弟”学校。只有真正了解“八一”的人才知道,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学校。他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最优秀的人才。

        《淮南子》里有一句话,“静以修心,俭以养德”。“艰苦朴素,勤俭为荣”的教育,使“八一”的学生从小学时起就养成了勤俭律己,艰苦朴素的品质。大部分同学都学会做针线活,比起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衣服上的补丁更多。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吃掉掉在饭桌上的米粒。“不怕脏,不怕累,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教育,不仅让同学们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也锤炼了他们坚韧的个性,当时教室和宿舍的卫生均由这些小学生们打扫,卫生要求也极其严格。学校利用一切机会让学生们多参加一些劳动,记得我曾参加过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学校的大礼堂及初中大楼的劳动,一九五八年还参加了学校搞试验田的劳动。学校教育我们“不要去追求吃穿”。直到我大学毕业结婚后才知道,点心中什么叫沙琪玛,什么叫起子饼。

       很难去评判五十年代“八一”学校的教学水平,“八一”有她的特殊性。特别是解放初期的那些年,“八一”是由北京军区独立管理的一所学校,完全不在北京市的教育系统之内。即使在转交地方后的一些年,不要说普通市民子弟,就是许多部队高级干部的孩子都很难进入“八一”。当时学校的教学水平无法和北京市的其他学校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只能从同学们离开“八一”所考入的学校进行间接判断。几十年前在一次校友会上我了解到,班里几乎半数以上的同学离开“八一”后都就读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零一,男四中,男八中,师大女附中等后来北京市的顶级中学。我是班中末学,考高中时,一心只想考到离家近一些的学校,看四十七中的校址栏里写着“西山”两个字,心想我家在香山,香山也是西山,就报了四十七中。高中毕业后考入解放军外语学院。

        体育历来是“八一”学校的强项,五十年代,由于“八一”有标准的运动场,每届海淀区的小学生运动会都在“八一”学校举办,区运动会是“八一”同学们最得意的时候。几乎半数赛项的第一名都为“八一”所得。当着那么多学校的学生的面,“八一”的学生——神气。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让“八一”学校为国家培养出了那样多的品学兼优学子。她就象部队一样,既是个大家庭,也是个大熔炉,“八一”有她的品质,也有她的追求。

         离开“八一”已经快六十年了,我想念那段儿时的生活,想念那些叔叔,阿姨和老师们,就像亲人一样的想念他们。

                                                                               一九六二年初中毕业离开八一的学生     刘垣生

                                                                                   (2016年12月写于母校成立七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