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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臻小学在阜平(1947年3月——1948年5月)之一纪念北京八一学校成立70周年

                        荣臻小学在阜平(19473月——19485月)之一纪念北京八一学校成立70周年

                                                                     杨发金

 

        1946年626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实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卫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法,在自卫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101日,毛泽东对内战进展情况作了总结,认为:我必胜,蒋必败。1011日,晋察冀野战军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张家口,军政机关重返革命老区阜平县,干部家属及其子女一起返回。为了推进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于194721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认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3月,蒋介石为解决兵力不足问题,改全面进攻计划为重点进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全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让随军的妇女全身心投入工作,把随军的儿童和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儿童组织起来,既让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又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在已经较前稳固的根据地办一所军人子弟寄宿学校,已成为必然。


      一、小学成立经过


      倡议的提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于19471月向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建议,把家属组织起来,把小孩子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幼儿班,给大一点的孩子办个小学。蔡副主任同意此建议,表示须请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罗主任支持办一个小学,并向军区首长聂荣臻司令员做了汇报。一向重视教育的聂司令员立刻深表赞成,指示政治部开会研究成立小学事宜,提出要把“藏子于民”改为“育孩于校”。他专门把王宗槐召到设在阜平县城南庄的军区司令部,十分严肃地说:“宗槐同志,有件事情我看已经火烧眉毛了。为了既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行动迅速,又能保证家属、子女的安全,军区党委决定:把留在后方的家属、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一所子弟学校,以利于干部集中精力在前方打仗,也利于培养和教育下一代。凡办每件事情,我向来的看法是,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这样,王宗槐部长的建议成为了军区党委的决定。

      决定的落实罗主任根据聂司令的指示于28日在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创办子弟学校问题。会议决定由组织部负责筹建,成立学校董事会,组织部长王宗槐任董事长,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佟铮和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余光文任副董事长。组织部负责聘请各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保育员等人事工作,总务处和管理处负责找校址和宿舍,修缮教室、置办课桌、板凳、书籍、纸张、学习用具、服装制作、伙食供应等后勤工作。这三位部门首长既是多年的同事、也是多年的战友,对革命的责任心和长期的友谊使他们在办学这件事上齐心协力。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使这所后方子弟学校有了眉目。194712月,王宗槐调任军区四纵队副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接标升任部长并接替董事长职务。

       校址的选定经多次考察,他们选中离军区司令部驻地城南庄西北3.9公里的沟漕村作为校址,以前在此地的军区保卫部和抗敌剧社已随军迁走,留下的29间民房可作为师生宿舍,老乡刘昶止的三间小南房作为小学部教室,东西走向的大街北边的刘家大北院作为幼稚部教室。这个村庄约有50户人家,位于两个小山脉之间,地形隐蔽,比较安全,村东路旁有一水塘,边长约有十几米,内有清水与水草。村前有一条小河叫流泉河,便于解决生活用水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沟漕村因位于向阳处,故改名为向阳庄。

       办学经费晋察冀军区决定由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各出100万元边区币,军区供给部和卫生部亦大力支持,使经费达345万元边区币,筹建经费相对充足。组织部副部长林接标说:“学校有什么困难,及时提出,我们尽量解决。”“学校要保护好孩子,要做到具体人和具体事上去,做好点滴工作。”军区各机关慷慨解囊,创办学校一事顺利进行。

       学校领导班子及工作人员聂荣臻司令员任名誉校长。从军区机关调来的燕京大学学生傅秀参与筹建,为第一任校长,约于19475月调离。从边区政府主办的光明小学调来的易茵约于6月任校长兼教导主任,8月之后专任教导主任,于1948年下半年调离。军区政治部管理科长边振瀛自19472月起参与筹建,约于19478月起任校长,正式任命于11月下达。钟景星同志于19472月中旬带领十多名工作人员参与筹建,后任庶务主任(1948627日由康仁接任),邱力、赵金福、林汉臣任庶务管理员。杨才能任司务长,陈玉秀任炊事班长,炊事员有薛鸣皋、崔黑小、桂娃子等。侯星、何英任教导干事。范景明1947718日任医务主任(国际和平医院儿科主任王铭于19487月接任医务主任),邸延武任小学部会计,后任学校秘书。陈志平任保育主任(后由郑则觉接任),杨俊满任保育干事,赵玉秀任护理班长。李惠芬任幼稚部会计。公务员有边振远、陈玉然,侯俊生、杨心刚。教员有张秀阶(自1953年起任教导处副主任、主任)、苑枝、张文若、郝平正、尹之、吴菲、徐虹等。保育员有韩清、李盛华、张灵竹、赵云亭、曹春暖等。学校刚开始只有24名工作人员,由于师生人数迅速增加,沟漕村住不下。从19475月初起师生陆续往易家庄迁移,8月底迁完。易家庄位于城南庄西3公里处,西靠花山村,北邻万宝庄,村南边的胭脂河常年由西北向东南流过,有100多户人家。村里原中央党校和气象局迁走后,空置的100多间房子足够学校使用。学校到易家庄后,又调来郝治平、陈振杰、麻嘉卉、赵学玲、张静惠、刘颖文、王惠民、王梅英、王静等老师。到1947年底,各部门负责人均被军区政治部任命,学校机构基本成形。小学生增至78人,幼稚生增至38人。1948年上半年,张文淑任政治协理员,后任幼稚部主任,张玉琴任文书,王君如、孟英从王铭任教员的儿科培训班毕业(1948年下半年)后留任校医。

       学校刚成立时,完全由军区成立的董事会领导,属于军区管辖的妇女儿童工作范围,后划归军区政治部直接领导,下设学校委员会,校长、副校长为校委会正、副主席,成员有各部门主任和教师代表。

       学生来源一是通过组织把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孩子收拢起来,例如聂司令员的女儿聂力,是周恩来指示党组织在上海找到后,送到张家口,后又到阜平县的,董越千的女儿董前是聂司令员派人到山西五台县耿镇,用200块大洋换回来的,佟铮的女儿佟茜茜寄养在完县野场村的一个老乡家里,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野场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被游击队长王纯(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救出后送到部队;二是招收随野战军跋涉的孩子,八路军干部具备结婚条件实行“二五八团”政策,即年龄在25岁以上,拥有8年革命经历,团级干部,三者缺一不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执行标准有所放宽,具备两条甚是一条即可结婚,于是众多营团干部结婚,小孩子较以前增多,但小孩子一般都与母亲在一起,行军十分不便;三是(学校迁至易家庄后)招收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干部的孩子,例如军区卫生部长殷希彭把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中国大夫和日本大夫的马秀花、王笑燕、李光璞、吉田进、田和子、安达勇等十几个孩子送到学校;四是经过军区组织部批准入学的沟漕村老百姓的孩子。

       小学部招收7周岁以上的孩子,在沟漕村入学的小学生有傅季英、傅秀英、傅树和、刘碧珍、刘碧松、刘雁英、宋铿、宋钊、李树康、赵沱洲、曲志弘、何三红、王绍璞、王勇乾、余泽军、李庆堂、李庆玉、张业凡、张叶彤、张中霞、张中民、荣方、荣英、肖耀、边金耀、边金铛等32名;幼稚部招收37岁的孩子,在沟漕村入学的幼儿有高俐俐、张筠笠(张秀阶老师之女)、沙田英、林延,佟茜茜、王可立、范丹地(陈志平老师之女)、张印华等18名。

       自19475月先后到达易家庄的小学生有聂力、周密、董前、安玲、殷子烈、张振林、刘保罗、封亚林、吉田进、田子和(津沢田鹤子)等,新进幼稚部的有杨皖华、罗长海、吴北雁、张金庆、吴雨鹭、等。

       这些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的经历过战争的苦难,有的六七年养在老百姓家里,有的吃过延安的小米,有的跟着父母在大扫荡中与日寇周旋,有的长时间在行军的马背上,有的在失散过程中当过流浪儿,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他们带着战争的创伤和前辈的期望来到革命后代的摇篮——荣臻子弟学校。

       入学手续军区政治部决定,不论哪个人,哪个部队的孩子,要入学,必须由单位提出申请,经组织部仔细审核,条件具备并经过批准之后才可入学,单凭个人写个纸条或捎个口信是不行的。军区首长提醒学校:要注意,一切依靠组织,因为孩子一旦入学,衣食住行都由组织负责,学校实行供给制,教育费用全部由公家负担,接受一个学生如同接受一个战士,学生全部住宿。

       学校名称由于军区首长是聂荣臻司令员,他特别重视培养下一代,特别热爱孩子和特别关心学校,罗瑞卿主任建议学校名称为“荣臻小学”,王宗槐、佟铮和余光文均表示完全赞成。于是学校命名为“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校”。

       开学典礼1947年2月老师到位就开始上课,没有宿舍和教室,大一点儿的孩子带着更小的孩子步行到沟漕村边河滩的大树下听课,放学后各回各家。开学典礼之前到校的有朱新嘉(朱良才之子)、余泽军(余光文之女)、肖星华(肖克之子)等7人。31日,在村外的河滩上举行开学典礼。全校师生按班级列队,整整齐齐地站着,场面隆重。先是军区政治部领导讲话,后是学校领导讲话,要大家好好学习。学生代表也发了言,表示一定努力学习,长大后为革命做贡献。仪式简单,但大家心情激动。开学典礼之后,师生有一张合影留念,照片保留至今。军区终于有一所自己的小学了。

       在军区机关工作的刘晓春同志十分激动,赋《西江月》词一首:

       壑窄沟黑月朗,歌高曲壮人喧。沟漕建校别有天,鱼水军民欢。山下警连比武,山头樵唱回峦。荣臻晨歌赞庄严,队队红缨学战。

       不惧非议学校成立后,不少人以教学条件过于简陋为由,说一些泄气的话。有的说:“(学校)都是女同志,带着自己的孩子办学校,不容易办好。”有的说:“部队会办干部学校,但办小学和幼稚园困难太多,没有人才和经验,不如与(边区)政府的小学合并为好。”有的说:“把孩子送到光明小学去吧,这里搞不好。”有的说:“学校是家属招待所性质的,不会办好教育的。”但在军区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学校负责人决心把学校办下去。

       军区首长为了办好学校,不仅让自己的妻子到学校任职,如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的妻子尹之、军区教导师第三团政委严庆堤的妻子张文淑、军区供给部部长封永顺的妻子赵学玲、军区二局副局长陈福初的妻子徐虹任教师,组织部长王宗槐的妻子范景明任校医,而且带头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校,如聂荣臻的独生女、罗瑞卿的子女、王宗槐的子女、余光文的子女、佟铮的子女以及接替王宗槐任组织部长的林接标的子女先后被送入荣臻小学(解放后改名为八一学校)。这表明创办者对办好学校信心十足。

      荣臻小学的成立,解决了许多家长被孩子拖累的问题,家长们可以安心工作与战斗。在战争年代创办寄宿制小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才能创造这样的先例。


       二、教学工作逐步就绪


       初期学制由于在3月份开学,全学年分为两个学期,要到第二年3月才能学完一个学年的课程,所以升级考试和毕业考试定在第二年的3月,毕业时间为4月。学校按常规放暑假和寒假。那时是战争时期,家长都在前线打仗,不能把孩子接回家,因此,两个假期都在学校里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意识和组织纪律性。

      分班问题由于孩子们知识基础不一致,编班是一件难事。经反复研究,决定由张秀阶老师负责一、二年级学生,张文若老师负责三、四年级学生,陈志平老师负责幼稚部学生。吴菲老师教全校音乐课。19475月至8月,学校搬到易家庄。学生增加到73人,开始分为6个年级,一年级22个学生,由张秀阶老师负责;二年级13个学生,由麻嘉卉老师(兼教全校音乐课)负责;三年级10个学生,由张静惠老师负责;四年级11个学生,由陈振杰老师负责;五年级14个学生,由苑枝老师负责;六年级7个学生由徐虹老师负责。到19485月,幼稚部学生增至38人,34岁在小班,45岁在中班,56岁在大班。

      教材问题学校刚成立时,没有自己的教材。据张秀阶老师回忆:“(学校)没有书,当时我们的张主任亲自走出10多公里,(到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局)要来一套课本,给同学们讲。”有书之后,老师们夜以继日地抄写,赶在开课之前把手抄的课本交给孩子们。每个年级两本,一本供孩子们用,一本供老师备课用。后来政治部总务处用油印的方法制作教材,人手一册,解除了师生的传抄之劳。低年级的文化课有国语、算术、习字、美术、工艺、唱歌、谈话;高年级增加地理、历史、自然、珠算、音乐、体育、劳作等课程。当时考虑到孩子们是在战争时期中成长的,没有机会学习文化,有的孩子13岁才上一年级,有的孩子17岁才上五年级,入学后要抓紧时间补上文化课;他们从小生活在革命军队环境里,有起码的阶级感情,对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和土地改革有朴素的认识,没有必要加上固定的政治课;但这并不等于不要思想教育,学校把爱共产党、爱毛主席、爱解放军的革命教育贯穿于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课程设置是参考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兴办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即各门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比例,一至四年级为国语30%,常识(政治、社会、自然)25%,算术20%,工艺10%,唱歌5%,游戏10%;五至六年级为国语25%,政治常识15%,历史地理10%,自然7%,算术15%,劳作5%,美术5%,军事10%,音乐5%。课程内容与国内政治形势紧密结合,增加学生的革命责任感。有一篇课文,老校友们至今不忘:

晋察冀,晋察冀,

你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我们大家都爱你。

看吧,高山起伏,平原千里,

四千万劳动人民,

时刻都在注视着你,

让你成为全国的模范,

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教育方针学校一成立,就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的“培养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健全的新公民”的教育方针和军区政治部的具体指示以及解放区的革命传统,确定了工作方针,明确提出办学的五条宗旨:培养学生对共产党、解放军、人民群众的高度热爱和对敌人无比仇恨的阶级感情;培养具有劳动观点、艰苦朴素和刻苦耐劳的精神的接班人,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爱护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初步的写作能力,为升入中学打下基础;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勤学好问、独立思考的习惯,能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培养学生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生活有规律,有健壮的体格。

       教学方法采用复试教学法。在沟漕时,两个年级的小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到易家庄后才分分班上课。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时,老师先给一个年级讲课,留好作业后,再给另一个年级讲课。老师事先认真备课,分配好讲课时间,原则上一半一半,虽说一节课给两个年级讲,但有条不紊。孩子们都遵守纪律,认真听课,仔细做作业,不干扰另一年级的听课,有问题等到老师给自己上课时才问。师生密切配合,教学计划能按时完成。分班上课时,讲课和提问时间比较充裕,教学效率提高了不少。学生们知道,只有好好学习,长大后才能接革命的班,家长们感觉得到孩子们在天天向上。体育课是在空地上跳绳、做体操、走步,在沙滩上跑步,扔河卵石子,在树林子里捉迷藏。天黑之前必须回到宿舍。天黑之后有野狼在村里出没。音乐课就是老师教唱歌,让先会的同学做示范,学会后,上课唱,下课唱,吃饭前也唱。饭前唱歌成为学校传统。常唱的歌有《献给你一朵大红花》:

献给你一朵花呀,

又红又大。

人民的话儿,

你要记住它。

为了咱们的大反攻,

你报名去参加,

到前线,你要勇敢把敌杀。

献给你一朵花呀,

又大又红。

为人民上前线,

你们最光荣。

保卫土地保家园,

保卫咱好光景,

人民的希望就靠着你们。


还有一首歌是《大反攻的号角》:

全国人心在跳荡,

是愉快,是欢畅。

蒋介石的统治要崩溃,

全国的人民要彻底解放。

英雄好汉们,

武装起来上战场。

从山沟打到平原,

从华北打到华南,

打到南京,打到上海,

要把蒋介石的老窝打翻,

打到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实现。


       教学设备孩子们有了居住的房间和上课的教室,可是条件依然艰苦。刚开始教室里没有黑板,大家把做饭用的铁锅底的黑烟墨刷在墙上当黑板用;没有桌子,把老乡的木板两头用石头支起来当桌子;没有凳子,搬块石头或砖头当凳子。学习用品十分短缺,低年级学生用石笔和石板,高年级学生每人发两张老乡用来糊窗子的麻纸,自己裁成几小块,钉成两个小本子,用来做语文和算术作业。先用铅笔写,再用水笔写,最后用毛笔写,一个练习本可当作3个本子用。纸张、铅笔和橡皮,不用完从来不换新的。对铅笔格外珍惜,用到剩下一小段,手捏不住了,就把笔头插进芦苇管里,直到用完为止。老师没有办公桌,用木头箱子代替;没有自来水笔,把蘸水笔尖插在高粱杆上写字;没有墨水,用水冲开一小包紫染料代替。夏天在院里上课,冬天在屋里上课,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培养了老师和孩子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

       学校搬到易家庄后,条件稍好,房子多了,可是没有屋顶。屋顶被日本鬼子扫荡时给烧了。聂荣臻司令员视察学校,要求把没有屋顶的房子全部盖好,指示政治部总务处到刚解放的白洋淀地区购买几百领苇子席做顶棚。易家庄村支部书记黄敬文和村长胡步云表示,村西有几颗大杨树,原归地主所有,都伐了(盖房子)吧。学校没有无偿使用,而是付款买下这几棵树。军区、学校、村民联手,很快修好30多间房子,购买的苇子席搭了饭厅。上课和用餐的房子都有了着落。

       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县时,防空洞、河滩和树林就成了课堂。有时天一亮就起床,到山坡上听课。膝盖当桌,石头当凳,蓝天当房,孩子们静听老师讲课。山崖的矿石多种多样,林中的飞禽走兽形形色色,防空洞口旁长着高低不一的新草,山下开满红黄紫白的鲜花,美丽的大自然成了教材。张秀阶老师讲算术减法时,让学生观察树上的叶子,她摘下几片,问还有几片?学生们一目了然,兴致很高。有时坐在河滩的石头上听课,用树枝当笔,在沙地上学写字。敌人的飞机来了,老师指挥着,大孩子带着小孩子躲飞机。同学们说:“敌人可以炸毁学校,却炸不毁我们的学习热情。”

       1947年1121日,解放军收复华北重镇石家庄。庶务主任钟景星到石家庄把学校用得着的战利品带回来,40头毛驴驮着物品浩浩荡荡进入易家庄,学生走出大老远迎接,公务员忙着腾空库房,厨师做好了饭干等着,没有一个人吃,大家忙着卸驮子,抬物品入库。师生大呼小叫,欢畅雀跃,都忘了吃饭。这些战利品在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和教学用品方面给了学校最大的一次补给,解决了不少困难。

       平时的作息时间早晨615分起床(穿衣10分钟,要求军事化),爬山锻炼;7点在门前小河沟洗漱;730分早饭,小米饭或窝头;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共4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操到大河滩去跑步;中午12点午饭,改善伙食放在中午,学生自己打饭,分饭;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130分上课,共3节课,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5分钟;430分自由活动,小学生组织游戏,大同学自编自演话剧,每周四、六排练节目,月末为老乡演出一次节目。每周一、三、五,大同学帮助伙房推碾子磨小米面,或是磨豆腐做豆浆,改善伙食;6点晚饭,多数吃小米饭和萝卜条;7点全校集合,师生都坐在老乡的大炕上,点名清查人数,唱歌讲故事,表扬好人好事,或者批评缺点错误,大家都能讲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由校长讲国内国际形势及军区领导有关指示,散会后各班由班长带回洗漱休息。后来各班人数猛增,改由各班自己开班务会。

在农忙季节,师生帮助老乡下地收割庄稼,打场。有重大政治活动,如土改平分土地,同学们帮助丈量土地,做宣传工作,村里写黑板报、贴宣传标语都由学生承担。

       接受首长检阅学校搬到易家庄后,对孩子们进行严格的队列训练。教练是当过正规军教官的邱力。学生认真接受训练,一丝不苟,都知道当兵打仗是长大之后的人生之路。一位校友写诗描述军训生活:

号角震晨星,旗影划晨曦,

列阵一声呼,踏鼓千点齐。

出操学军规,游戏演军机,

皆是少年志,雄心待来期。

       这首诗表现出孩子们接受军事教育之后的冲霄大志。

       1948年31日,学校改名为晋察冀野战军荣臻小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军区政委罗瑞卿和王宗槐等首长及许多学生家长参加了成立大会。学校搭建了检阅台,孩子们排列成一个个小方队,经过检阅台,腰挺得直,腿伸得直,胳膊甩得到位。两位首长检阅之后,高兴地说:“这支队伍可以练成精兵,这些娃娃可以成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才。”


       三、接收和平医院日本大夫的孩子入学


       1948年310日,白求恩卫生学校派三辆马车,把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日本专家的几个孩子送到在易家庄的荣臻小学读书,其中有内科主任津泽胜的女儿田子和(日本名津池田子鹤)、外科主任安达仁(日本名安达次郎)的儿子安达勇、安达猛以及高纪子(日本名久野纪子)和吉田进等。田子和嗓音好,会唱歌,不仅教同学们唱歌,还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录制歌曲给北平的小朋友们听。4月初,徐特立在一间农屋的会客厅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在农村,一旦与农民的孩子吵架,就被骂“小日本鬼子”,而在荣臻小学内,此类事情极少发生。有一次,六年级学生张业凡,与同班同学吉田进吵架,吵急了,骂吉田进是“日本鬼子”。吉田进哭着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批评了张业凡,给他讲道理。张业凡接受了批评,并向吉田进认错,双方握手和好如初。张秀阶老师根据这件事和领导指示,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使中国学生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罪恶之源,日本军阀使中国人民蒙受痛苦,而日本人民是无辜的,要把日本法西斯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样,几个日本孩子成了“国际友人,他们在学校里过着和中国学生一样的生活,既没有特别待遇,也不受同学歧视,骂“日本鬼子”的事再未发生。


       四、勤工俭学活动


       虽说军区政治部大力支持学校,经常送来生活用品,但由于师生人数不断增加,用品仍然紧张。于是学校号召勤工俭学,一是老师带领学生,上山割草砍柴,山草可以铺炕,铺上厚厚一层草,晚上睡觉就暖和多了;柴火可以做饭,也可以卖钱。有一次雁头村的驻军上山砍了1000斤柴火,送给学校,由于另有任务,没有时间送过来,要学校自己运。于是老师组织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参加运柴,从老乡家里借来绳子,步行15里路,把柴火一根不落地全部运回。二是打草鞋,鞋破了,不能再穿了,就把破的鞋底再打成草鞋,小同学不会打,大同学帮助小同学打,仅两个星期就打了170双,穿上草鞋和小军装,上体育课时,就好像看见一群小红军在做操。三是参加生产劳动,利用课余时间,在房前屋后、山前河边种了共计23亩地的蔬菜、白薯、玉米、棉花等,既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又改善了生活,同学们吃着自己种的白薯,觉得格外香甜。四是垒炕,每到一个新地方住下时,由于睡觉的地方不够,同学们自己动手,用石头和炭砖垒成一个方池子,里面填上沙土,上面铺上茅草或麦秸,睡在上面柔软可人。五是外出背粮食,当时边区供应困难,有时供给学校的粮食不能及时到位,学校组织师生一起组成长长的运输队,步行背粮食,没有麻袋,就脱下裤子,把两个裤腿口扎紧,装满粮食,往脖子上一挂,一路上有说有笑,来回80多里路,一早出发,天黑才能回校,没有一个人叫苦。六是女同学学织毛衣,捻棉线,纳袜底,男同学用芦苇编席子,用荆条编筐,学校不时出现男编女织的场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气氛热烈。产品除去自用,还可卖钱。孩子们在学校里,培养了阶级感情,学到了科学知识,增长了生活本领。


       五、生活细节


       伙食饭菜比较简单,主食以小米和玉米面为主,每个月吃一次细粮。菜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和野菜,基本上是萝卜干,盐很少,油很少,肉极少。逢年过节,菜里有油和一点儿肉。8个学生分成一组,组长用瓦盆打回全组饭菜,再分给每一个人。分完菜还有一点儿剩汤,就再分一次,每人一份,没有人争抢,都很自觉。在沟漕村时只有一个炊事员即薛鸣皋,到了易家庄,师生过百,炊事员增加到3个,仍然不够用,他们太辛苦了。学校规定,炊事员星期天休息,饭菜由高年级的女同学轮流做,高年级的男同学则负责上山砍柴。幼稚部的伙食相对较好,每天三顿饭,一菜一汤,另加一碗牛奶、一份水果。学生生病,还有病号饭。军区首长议定,奶牛由荣臻小学代为饲养,饲养员是余德海、彭树才、宁德胜和朱英杰,共养两头奶牛和一头公牛。牛奶供军区首长和幼稚部孩子食用。总的来说,师生们在阜平时期伙食还是相当普通的。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军区政治部总务处竭尽全力保障师生的基本给养。聂荣臻司令员的妻子张瑞华十分关心孩子们的伙食,中午常到学校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全校师生非常感动。

       1947年83日,解放军收复平汉线上的重镇定州城,缴获大批物资,政治部给学校送来1000斤大米和200斤食盐。孩子们吃着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大米,边吃边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10月,青沧大捷和保北大捷的胜利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都高兴得睡不着觉,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学校石墙东边的小空地上扭秧歌,边扭边唱:“平保铁路已不通,我军解放定州城。捷报佳音来重重,大家扭个秧歌舞,场地就在小墙东,给咱前方庆大功。”

       卫生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洗一次外衣衬衣,每周洗一次头,洗两次澡,剪一次指甲,每两天洗一次脚。在沟漕村洗澡,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三四个大水缸,晚饭后烧几大锅热水,放满水缸,男女分两处,学生排好队,一个个脱下衣服,放进水缸,洗干净后,再一个一个捞出来,大家都很高兴。学校迁到易家庄后,每逢星期天,师生步行8里路,到温塘村洗一次热水澡。温塘水内含硫磺,常洗可以洗好某些皮肤病。由老师带领去洗澡,要过一条河,河上架一个独木桥。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太小的学生由老师背过去,拂晓出发,赶得上回来吃早饭。边振瀛校长写了一首《温塘晨浴》的诗,记下了孩子们当时的情景:

       一群小朋友,温塘去洗澡,进入八里沟,晨鸡才报晓。小班走得慢,大班向前跑,坡路险又滑,坠崖不得了。学校像家庭,团结互助好,姐姐抱妹妹,哥哥背小小。防止路上饿,老师背着枣,泉水清又温,不必用火烧。纵有皮肤病,洗洗也能好,师生沐浴完,回校有点早。校长带着队,石室访徐老,儿童见徐老,问早又问好。徐老爱儿童,儿童爱徐老,歌唱《东方红》,下周再见了。

       入学儿童须经校医体检,合格的才能入学。如有疾病和可疑传染病,一概不收,治好病后才准入学。准许入学后,要隔离710天,确定病愈,才编入班里,过上集体生活。有的孩子头上长着许多虱子,老师帮助捉,大孩子帮助小孩子捉。后来为避免头发长虱子,入校新生,不分男女,一律把头发剃光,有的女生不理解,晚上躺在炕上,用被子蒙住头,偷偷地哭。

       医务主任范景明在50年以后回忆,当时的荣臻小学里,确实不乏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英雄教师,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环境那样艰苦危险,硬是没有死过一个孩子。有的孩子发烧到40℃,卫生所只有阿司匹林等最简单的药品,医生便整夜守在孩子身边,用各种土方法给他们退烧,完全是凭一腔爱的真情救活了孩子。那时候,前方将士们有了孩子,就一手交给荣臻小学、交给组织了。给范景明印象最深的是,张秀阶先当普通老师,后来担任教导处副主任、主任,一直兢兢业业,为办好学校奋斗了一生。

       衣服刚入学时,服装不一,学校要求学生统一着装。开始,师生都要自己缝,小孩子的衣服由老师和大点的孩子帮助缝。两年发一身棉衣,拆洗时,学校发给针线,自己缝。棉衣不好做,尤其是上袖子,常常上歪了。经老乡和老师多次指教,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做单衣和棉衣。小同学的衣服由老师洗,稍大的学生自己洗小件,大的学生完全自己洗。没有肥皂,把麦秸秆烧成灰,用水过滤一下,叫草木灰水,就用这种水洗衣服。孩子们手持小木棒,在河边的石头上敲打洗衣服。棉被是三年换一次被面和被里,发给每个人1/4块肥皂和6条线,用来清洗被里被面和缝纫。194712月,学校成立了缝纫小工厂,军区政治部拨给两台美国缝纫机,后勤部拨给两台四四牌缝纫机和一台三一五式缝纫机,同时调曹瑞芝、徐根才、崔长江、王学德、宋宝谦等同志到工厂工作。由于军区下发的军衣和棉衣太大,孩子们不能穿,便改发布料,由小工厂统一缝制,衣服大小,用料多少,统一调剂。从此,衣服、鞋袜和被褥都由小工厂联系购买布料和负责包制。

       照明开始因为条件简陋,准备不足,晚上照明成了问题。那时没有煤油灯,当然也没有电灯,只能用麻油灯。可是没有盛麻油的用具,于是同学们自己去找碗茬,好不容易找来碗茬,又没有灯芯,就去找庶务处要。工作人员只好从自己的棉衣里撕下一些棉花,给孩子们捻成灯芯,每天添一次灯油,就这样解决了照明问题。1948年元旦开联欢会,徐根生把小工厂用的两个有玻璃罩的油灯挂在舞台上方。许多小孩子觉得很稀罕,围着灯打转,不明白为什么灯苗能在玻璃罩里变亮。

       发放物品登记全校师生的生活用品都由学校供应,定期发放。大一些的女同学不好意思索要卫生纸,管理人员就主动发给她们。庶务主任钟景星嘱咐,工作人员、小学生和幼稚生,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都要登记入册,这是向军区政治部财务部门报销的凭据,不能不记,不能漏记,否则收支失衡,无法结账。

       自己的事自己来做一进学校,自己的事全部由自己做。起床、叠被子,搞室内卫生,吃完饭自己刷碗,到河边洗衣服,扫院子,扫大街,既有分工,又有协作。从小培养出自己动手的能力和互助友爱的作风。

 

       六、清明节扫墓


       1948年的清明节到了,学校决定用悼念烈士的方法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学生们特意换上了用草绿色军用布做的新单衣,边校长带领学生到烈士墓前祭扫。那天刮着大风,黄沙滚滚,飞尘迷眼。边校长给师生们讲革命烈士宁死不屈的事迹,控诉敌人野蛮残暴的罪行。同学们一个个义愤填膺,充满对烈士的无限钦佩和对敌人的刻骨痛恨。边校长朗读清明扫墓的诗:

烈士血染河上草,

精神长存永不老。

师生扫墓齐哀悼,

安息吧!烈士!

大仇一定报。

保证敌人跑不掉,

下海潜艇追,

上天火箭找,

逃到美国去,

一怒把白宫推倒!

       扫墓活动使同学们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和人民翻身得解放是许多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牢记民族恨、阶级仇,决心努力再努力,长大成人后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


        七、欢度儿童节


       1948年的“四·四儿童节”,军区直属部队在学校召开庆祝大会。为了开好这个会,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举办了学习成绩展览,体育运动会和学生文艺演出,还请来军乐队联欢。这是对学校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阅,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领导晋察冀边区宣传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徐特立参加大会,发表了演讲,大家很受鼓舞。徐老说:“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谁说我们没有教具,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要稳固,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强。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徐老在参观学习成绩展览时,给学校很多宝贵的指示,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学习的计划性。他要来同学们的作文,逐一批改。军区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亲临现场并登台讲话。家长们看了孩子们的成绩非常满意,认为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展览作品中,有图画、范文和诗歌,有反映大生产的《解放军开荒图》和《背粮淘米》的,有反映学校生活的《姐姐给我补衣裳》、《打柴晚归》的,有反映土地改革的《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的,有的用胜利捷报编写诗歌,有的用歼敌数字和解放军前进速度编写四则运算题,有的编写帮助农民推碾子、拔麦子、送牛粪、摘棉花等义务劳动的儿歌。手工劳动作业反映了学生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以致用的精神,展品有用旧布条打的草鞋、羊毛织的毛衣、棉花捻的线绳(打背包用)、碎布做的袜底、苇子编的芦席、荆条编的筐等等。在运动会上,同学们表现得健康活泼、精神饱满、动作迅速、整齐不乱。儿童节庆祝会提高了学校的声誉,是学校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一次大会。


       八、良好的校风


       这所战地子弟学校没有辜负军区领导的希望和老区人民的重托,不仅在战争环境中办成了学校,而且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从19473月起逐步形成自己的良好校风,主要表现在5各方面:

       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是同志式的、民主的、团结的关系,教职员工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或弟弟妹妹,通过和学生一起劳动或游戏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关心同学,知冷知热,学生病了,端水喂饭,擦屎倒尿,对有怪脾气的烈士子女亲切关怀,耐心说服。紧急时刻,教职员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保护学生。师生在同甘苦、共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生通过给烈士扫墓、参加土改斗争和欢庆解放战争胜利等活动,教育学生恨敌人、爱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勤奋学习。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教育学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维护群众利益,培养了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好作风。

      学生是与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的,与他们打成一片、课外与农民的孩子一起玩,捉迷藏、做游戏,教他们唱歌、认字,帮助农民推碾子,扫院子,给水缸挑满水,拉土送粪。麦收时全体出动,帮助老乡收割,提出“不落一穗麦,不扔一颗粮”的口号。1948年夏收时,学校放假3天,老师带领学生给老乡拔了93亩麦子。老乡可喜欢这些孩子们了,把学生当做自己孩子一样,有什么好吃的,如红枣、柿子、核桃,总是先给学生吃。学生写下了《劳动为什么伟大》的文章,歌颂老乡;创作了《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的图画,写下了《推碾子》的儿歌:“荣臻学生好,推碾帮老乡,腾出小驴耕田地,替下大娘做菜汤。”孩子们的作品足见军民鱼水情。

       边校长提出“一切要面对孩子”、“良好的老师要带妈妈性”的原则。师生关系要建立亲密的感情,老师应该发扬母爱。从校长起到每一个工作人员,对待孩子都要像慈母一样,对孩子的学习要严格要求,对生活要体贴照顾,品德培养要做到点滴教育。发扬母爱的教育在学校深入人心。正因为全体工作人员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爱孩子的风气非常浓厚。在称呼上,老师把学生叫孩子,孩子们把校长称校长伯伯,把炊事员刘月叫刘伯伯,对男老师称叔叔,对女老师叫阿姨。同学之间是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之称。这些亲切的称呼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什么人规定的。孩子们称学校为母校,毕业之后都不愿意走,把学校看成亲妈妈一样,师爱生,生尊师。边校长赋诗称赞校风:

 

学校如家

荣臻学校别于他,呼唤声中最情多。

对小女孩称妹妹,向大男生叫哥哥。

所有儿童皆子弟,凡属长者尽叔伯。

良师带有妈妈性,阿姨慈祥赛婆婆。


       那时,老师和孩子们都穿一样的军装,享受同样的战士待遇,同睡在一个大炕上。张秀阶老师像慈祥的妈妈一样,关怀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在山区,每到晚上她就组织两个男同志去巡逻放哨,防狼滋扰,保证同学们安全。当时,一位日本友人的小女儿,从炕上摔下,头部受伤,她日夜护理,精心照顾。她为了转变一个性格怪癖的烈士子女,以严师慈母的情怀,温暖了这个孩子的心。

       1949届的校友殷子烈于1987年回忆在荣臻小学学习的情况时说:“晋察冀军区荣臻小学成立,我进入小学读6年级,入学时已经12岁。从入学到毕业,只有一年多,却使我终生难忘。”“我上过张家口第一小学,上过河北唐县小学,完县小学,时间比我在八一学校的时间还要长。我上过中学,上过大学,时间比我在八一学校的时间更长。可是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当年八一学校的教职员工。因为我们的师生关系非同一般,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我们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们的教师、职工是来自五湖四海,教是为了革命,学是为了革命。大家都是为了争取革命胜利这样一个伟大目标。所以,我们的师生关系是革命的、民主的、团结的。你帮我,我帮你,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于2006年回忆:“记得1948年春,我们长了虱子,是老师帮我们剃头、煮衣服,消灭虱子。我们的衣服破了、脏了,是老师帮我们缝、帮我们洗。她们清晨看我们出操,晚上查铺,对我们的思想情绪和学习中的困难了如指掌,学生有困难就帮,有进步就表扬。老师也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改进工作。师生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真可谓亦师亦友!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情如手足,在思想上相互严格要求,在学习上相互帮助,以积极上进为荣,以不求上进为耻,大家经常开展谈心活动,开展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自1952年起任八一学校副校长长达25年之久的刘晓春同志为祝贺八一学校成立30周年,1977228日写下《六州歌头》一词,以“记其初期简况备忘”,全词如下:

       荣臻学校,河北阜平乡,营何简。坯床板,朴纯良,众如娘,鱼水情无量。春耕到,背肥队,娃三尺,八路样,正齐筐,诗写华章,摄照琳琅片,何等堂皇。举长枪火把,一路调铿锵,夜气寒凉,满眉霜。将大背小,相与济,洗个澡,去温塘。防空洞,师生让。打蒋军,送壶浆,后打蒋根孽,斗争会,教临廊。敌机炸,烟焰下,炼锋芒。革命集体,谁个存私念,团结金汤。变沟漕天地,育二代轩昂,祖国腾骧。

       他写于1978228日的《望海潮》一词,对31年前的阜平沟漕村荣臻小学依然念念不忘,全词如下:

       沟漕淳朴,校营何简,军民廿户一家。晨课洋洋,筐筐满满,运肥三尺毛娃,刨埯种南瓜。喜家家草垛,一丈高加。水瓮盈盈,碾坊路展到天涯。烽烟二代堪夸,赞军风“八路”,各自无邪。方便让人,提携曳负,行军避战关崖,孤胆小英雄,乃巡营瞭哨,警惕神蛇。阶觉激昂,宜其建国一群骅。


       九、军区首长的关心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有空就到学校视察,指示一定要把孩子们的伙食搞好,他说:“使学生健康,少吃药,就是节约。要算这个账。培养出一个马列主义者值多少钱。”他不止一次地对边校长说:“这些孩子都很年幼,他们的父母现在正在前线浴血奋斗,在边疆艰苦地建设和工作。他们全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见不到他们的父母。这些孩子是党的孩子,我军的孩子,他们长大后,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担负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重担。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啊!边振瀛同志,你不要小看这所牛棚石桌的学校,你一定要把它办好!把这些孩子培养好。”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林接标经常到学校看望师生,他对傅秀校长说:“这些孩子都是革命后代,有的已经很大了,不能再耽误了。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教育好。”专程和顺道亲临学校的有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蔡树藩、野战军司令员杨成武、杨得志、萧克、赵尔陆、吴先恩等首长。在军区首长的直接关怀下,拨一部分专款给学校,194711月,学校有了正规桌椅板凳。负责学校工作的军区组织部部长林接标和政治部总务处长佟铮更是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对边振瀛校长有求必应,尽其所能。1948年春天,罗瑞卿主任一行到学校看小孩时,学生们用唱歌的方式表示欢迎:“今天天气好,客人们都来了,叫声伯伯和叔叔,我给你们敬个礼,祝你们身体好!”孩子们唱完,又蹦又跳,围着首长说说笑笑。罗主任握着孩子们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没有经验,忘了给你们带些好吃的东西。”他很高兴,称赞孩子们有教养,鼓励师生继续努力。


       十、向北平小朋友广播


       1947年1230日,驻扎在易家庄附近的栗元庄的晋察冀新华社广播电台,邀请荣臻小学的孩子们录制解放区的歌曲,介绍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学校选派6年级学生唐婉文去广播,稿件由边校长撰写。他们步行3里地到达广播电台,在山头上向北平广播。

       广播里清脆的童声说:“北平的小朋友,你们愿意知道解放区的情况吧。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恐惧,愉快地学习,自由幸福地生活。共产党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们。可是你们呢?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铁蹄下,像今天这样的日子,你们还在顶顶破门莫上街,拍拍尘土过春节。当心着点吧,美国兵在转,特务们在骗,狐群狗党一点好事也不办。这样的苦难日子,你们快过到头了。解放军百万雄兵节节胜利,今天解放一个县,明天就解放一座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指日可攻下北平。请你们记着吧,明年的今天,咱们在北平会见,有万分的把握,一定实现。”孩子们还表演歌舞节目,通过电波,把解放区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气象传到北平。


       十一、最初五届小学生毕业情况


       第一届小学生7人于19483月毕业,称1948届,他们是聂力、周密、唐婉文、康鸿鸪、肖开生、林观华、曲志弘。聂力是班长,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她当过童工,坐过监狱,17岁才入学,与比自己年龄小一半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她毫不气馁,经过刻苦努力,很快补上功课并超过了同班同学。她经常协助张秀阶老师照顾低年级同学,帮他们收拾床铺,调解纠纷,帮助同班同学洗衣服和梳头,她是全校学生公认的的“大姐姐”。

       第二届小学生14人于19493月毕业,称1949届,他们是殷子烈、李永寿、周士琴、周士增、张振林、张鉴如、张鉴渭、张业凡、王勇乾、李绍忠、吉田进、刘碧珍、刘海洪、陈更生。到北京后,为与北京学制保持一致,等待半年,于19499月升入中学。

       第三届小学生22人,应该在19503月毕业,推迟到19507月与北京市小学生一起毕业,称1950届,他们是肖耀、曾惠娟、鲁宁、任远征、宋铿、沈友兰、李树康、安玲、李庆堂、高杏芝、晁竹英、张兰惠、张辛泰、傅季英、傅树和、李习、王菊秋、阎笑武、李继津、罗玉峰、孙焕义、何万管。其中傅季英、傅树和、晁竹英、鲁宁、阎笑武、宋铿、王菊秋等10个年龄大的学生通过紧急补课,与第二届毕业生于19499月升入北京师范大学的男附中和女附中及其它中学。

       第四届小学生32人于1951年毕业,有叶剑眉、管瑞华、王绍璞、廖玉、张海莹、翟云鹏、傅秀英、程利、傅维芳、刘雁英、庞彩霞、柯以能、荣方、叶秀峰、李克谦、陈爱华、高纪子、张振中、何慧敏、王斌、王立华、王瑞平、马勇、郭善儒、张级选、吴志强、刘民汉、何三红、何万发、孔令华、张玉申、康欧丽。

       第五届小学生共48人于1951年毕业,他们是陈英、郭陆希、张克宁、高和平、黄玉兰、吴慧敏、潘玉华、高崇学、梁鸿楧、韩香菊、刘保罗、陈波、梁红模、李泰顺、李继宣、夏兰英、沈桂英、张树尊、赵沱洲、雷子期、张叶彤、封亚林、石宏钧、周大阳、侯咏雪、郄秀云、孙琪、邓红星、陈星黎、伍曼曼、董良羽、赵鑫生、徐禹强、赫建中、杨玉琨、边金耀、续范、朱辉芳、胡振瀛、张金庞、王芝芳、张彦藏、胡银花、杨桂珍、李建国、王健、刘步青、宋钊。

       这几届毕业生大多数是在阜平县入学的。

       另外,第六届小学生共72人于19527月毕业,其中有董前、田子和、董良泽,董良灏、王兵、安达勇、罗小青、王江舟、王好为、华小光、黎汉初、刘太行、马国超、任克明、景晓起、叶宇伟、康炳武、康炳文、叶燕燕、雷蓉蓉、谢文兴、叶正光、饶兰沁、赵国印、刘民放、马秀花、郝东秦、王晋华、肖良玉、李光璞、李敏等。李敏从苏联回国不久,即进入荣臻小学,当时15岁,中国话说得不太流利,但由于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学习上分秒必争,很快成为班里的好学生。她与同学关系融洽,学校成立少先队时,当选为第一任大队长。

       第七届小学生共120人于19537月毕业,其中有罗长海、王亚丽、李康健、程熙、荣英、迟文锦、王笑燕、马志强、宋智义、朱伯奇、赫建华、鲍云凤、肖荣、刘汉章、宋勤、范庄严、鲍学勤、周海燕、朱治虎、许延滨、仝殿魁、白荣珍等。

       第八届小学生共115人于19547月毕业,其中有耿莹、沙猛、王可立、郭少雄、习鸿生、王笑莉、佟茜茜、刘冀阜、吴北雁、谢飞飞、唐校风、朱忠义、叶东明、徐卫河、马小棣、侯长白、刘民政、肖星华、朱海燕、左太北、谭戎生、严江河、叶东明、杨挹清等。

       第九届小学生共118人于19557月毕业,其中有杨皖华、刘解先、刘民先、周秉钧、张印华、邓琳、董良翚、杨俊生、刘冀平、余泽军、吴雨鹭、范景伟、沙田英、樊跃荣等。

第六届至第九届的毕业生也有不少人是在阜平县入学的。